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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樟柯在拍片現場
徐百柯(以下簡稱“徐”)：《小武》拍出來10年瞭。11月23日在北京大學舉行的紀念觀影會上，許多人說自己是“小武”的老朋友，也有許台灣商標查詢多人是第一次見到“小武”。10年間，《小武》從一個“暗號”變成瞭一個坐標。而我另一個感覺是，賈樟柯也越來越成為一個符號，或者說一個代名詞。
賈樟柯(以下簡稱“賈”)：這也是我今天特別想和你談的一個問題。剛碰著件事，前幾天在重慶搞瞭一個高校電影研討會，然後出瞭一條新聞叫“賈樟柯老師狠批《赤壁》、《色，戒》等票房大片”。以為是說我，可我根本沒看過《赤壁》，怎麼評論人傢呢。網上點開一看，哦，他沒有講清楚是“賈樟柯的老師”，北京電影學院一位教授的觀點。本來和我沒關系，不用提我，或者加一個“的”也行。但媒體做新聞的時候，就這麼“含糊”瞭。
徐：在很多場合能見到一種表述，“像賈樟柯這種電影……”觀眾這樣說，影評人這樣說，制片方這樣說，院線也這樣說。在這個抬頭後面，可以是各式各樣的見解，截然相反甚至風馬牛不相及。我想每個發言者心裡都有各自的解讀，都希望用“賈樟柯”這個符號來表達他自己的美學趣味和文化立場。所以我很好奇，你自己怎麼定義自己的電影。“賈樟柯這種電影”，究竟是什麼電影？
賈：像誰誰這種電影，那肯定是一批這樣的電影。這可能意味著很多的標簽，比如說“低成本”、台中商標申請類別“拒絕明星”、“廣大觀眾不愛看”，或者應該說狠一點，“靠出賣中國的苦難贏得國際認同”，還有一種就是“自私自利、隻顧表達自我、不顧大眾感受”，甚至是“潛在的不安全”。那“不像賈樟柯”的有哪些呢？商業電影肯定不像，主旋律電影肯定不像，然後，我也不知道瞭。
我們認識一部電影或者一個導演的時候，千萬不要符號化，一符號就簡單化瞭。比如說我拍電影台中商標註冊這10年的關鍵詞，有人一直在找，找到瞭兩個，一個就是邊緣，一個就是底層。我非常不喜歡這兩個詞。很多沒有看過我電影的人，都會說，哎呀你是賈樟柯，我沒看過你的電影，但是我知道你，你是專門拍底層人的。或者看過的，會說，哎呀我特別喜歡你，你拍的邊緣人群真好。
我覺得邊緣這個概念，首先帶有少數群體的意思，起碼在中文裡面是這樣子的。但從《小武》開始，我內心的感受，我的努力，與此恰恰是非常相反的。我想拍大眾，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狀態。我翻看自己以前寫的文章，大量的表述都是在講中國城市化的過程。這個過程中，目前的城市人口還非常少。13億人，當時的統計是8億生活在農村，最起碼有兩三億生活在中小城市，大城市可能就是一兩億左右。當時的銀幕空間裡邊，普通中國人的形象太少瞭，普通中國人真實的生活呈現太少瞭。我是懷著這樣一種心情拍攝普通人。那麼，當這樣的影片呈現出來之後，在銀幕上就顯得很“特殊”。
這種電影的遭遇，比如說被禁，比如說首先傳出來這是部地下電影，因為體制不接納所以它變成瞭地下。接下來就是海外得獎，再接下來就是秘密觀看，還有就是盜版DVD銷售。整個話語就這樣被“包裝”起來，也包括《小武》，於是給人形成一種“邊緣”的印象，就認為這個電影拍的是邊緣人群。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誤解。真正看過瞭就會知道，直到現在，我的電影裡面都是主流人群——如果我們能從客觀上理解這個國傢，認為我們這個國傢是13億人的國傢，而不是1億人的國傢的話；是960萬平方公裡，再貧瘠的山村也住著人，而不光是北京CBD這一塊，不光是浦東這一塊的一個國傢的話。我覺得他們是主流人群，怎麼是邊緣呢？如果說邊緣，那隻是在中國主流電影狀態的邊緣，但這個電影裡面講述的事實、生活和人我覺得是主流的。
再就是底層的問題。事實上，社會一定是有一個結構的，如果我們不偽善的話，這個世界是不平等的。但當討論電影的人談到底層這個概念的時候，他把自身認同於權力，認同於非底層，他會說“這個電影是關於底層人民的什麼什麼”。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。事實上，甚至我電影裡面那樣的人，他也會說“那些底層的人怎麼怎麼”。底層變成瞭一個虛的東西，所有人都不是底層，因為他總能找到“比我更慘的人”，所以這個社會文化中就變成瞭沒有一個階層是底層，也就不存在這個社會對於一個人群的不公正。因為實際上對那個人群是沒有人去認同的。
徐：這種符號化會困擾到你嗎？
賈：一方面作為導演來說，我構築我的作品，我拍我熟悉、我喜歡、我感興趣的世界的時候，不會有什麼困擾。符號化有兩種情況，一種來自批評和不理解，一種來自肯定。肯定也會產生符號化。比如說賈樟柯發現瞭縣城，這是一個很好的評價，對我來說好像一個榮譽一樣。但是你真的要永遠拍縣城嗎，你的精神世界就沒有其他部分瞭嗎，就不拍那些部分瞭嗎？顯然一個導演不能被這種肯定所命名，當然更不能被懷疑和不理解所命名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作為從事文化工作的人，會覺得很困擾。這個困擾來自我們該怎樣工作，才能夠打開一種壁壘。就是在簡單的命名和簡單地對生活的歸納之外，給人們帶來一個開放的心態，甚至僅僅是對他人和其他生活的一種好奇。我覺得現在連好奇都沒有瞭。我們怎樣用已知所有的媒介，來改變這樣一個文化事實？
我最難過、感情上最不舒服的一次經歷，是在2002年戛納電影節的時候，那一屆帶去的是《任逍遙》。放映後的記者會上，電影頻道當時的一位主持人，她先用英文講瞭一通，我沒太聽明白。然後她自己翻成瞭中文：我要在這裡說這部電影完全是一個謊言，這是一部撒謊的電影。因為我們中國人根本不是這樣生活的，我們很多年輕人可以學電腦，用電腦，我們學英語，我們出國留學，到處都是中國留學生。我們的國門打開瞭，像我可以來采訪戛納電影節，為什麼這個電影要把這樣的生活拍出來，它是一個謊言。
這個主持人跟我沒有關系，對我也沒有成見，我相信也不是別人讓她說這番話的，那是她真實的認識和感受。正因為是她真實的感受，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刺痛。因為我突然意識到，同樣在一個國傢裡生活，我們已經到瞭不承認有別的現實，不承認有另外一種現實的地步。你至少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心態，我們還承認有這樣的人在這樣地生活。就好像面對歷史，我不是“右派”，我也沒被打到過勞改營裡邊，但我們會承認這是歷史，有一部分中國人這樣生活過。對歷史應該有一種開放性，我承認，我願意去瞭解。對現實其實也需要有這樣的心態，而不是很極端地把自己的現實變成整個國傢唯一的現實，個人和他者之間沒有任何關系。究竟是什麼原因，造成瞭我們不認同、不相信有另外一種感受，另外一種生命經驗，另外一種國傢記憶？我覺得這是在工作中挺困擾我的一件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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